今年1至10月，贵州省法院刑事一审受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案件6895件，同比下降8.18%，诉源治理和平安贵州建设成效凸显。

　　这是贵州推进“诉源治理”，以调解形式化纠纷于无形的成果。

　　今年以来，为深入推进贵州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“我为基层解难题”实践活动，切实解决群众“急难愁盼”问题，贵州省政法系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用活“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”基层社会治理机制，推动形成“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综治协调、司法引领、社会协同”工作格局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、前端化解、关口把控，切实打造“源头预防在先、多元解纷机制挺前、法院裁判终局”的工作路径，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。

　　将纠纷化解在法院“门外”

　　今年5月，安顺市塘约村村民肖某，在乐平街上与村民曾某因抢生意发生口角，用凳子打伤曾某头部。肖某于6月22日被公安机关处以12日行政拘留和700元罚款。

　　曾某出院后，要求肖某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准备将肖某诉上法庭。双方剑拔弩张，一方表示，“老死不相往来。”另一方也不甘示弱，“坚决奉陪到底，打官司。”

　　肖某与曾某在调解现场

　　平坝区人民法院、乐平人民法庭干警在塘约村走访过程中了解情况后，第一时间联系塘约村人民调解委员会，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。

　　调解现场，塘约村人民调解员左文学等人从邻里关系和睦的重要性，法庭干警从法律角度详细解释分析，仅一小时间，双方就补偿金额达成一致，一场本要对簿公堂的乡邻纠纷，未经诉讼程序就画上圆满句号。

　　调解成功签字确认

　　据悉，为“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”，平坝法院根据辖区经济发展特点，不断创新工作方式，以做到“三个坚持”、夯实“两个基础”、打造“三个平台”、构建“一个中心”为抓手，逐步探索出诉源治理及矛盾纠纷多元化解“三二三一”工作法，在辖区各乡镇推动打造“无讼”村。

　　而平坝的做法，只是贵州省“诉源治理”的推行有效地将纠纷化解在诉前的生动案例。

　　诉讼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但并不一定是唯一的和最好的途径。今年以来，贵州将诉源治理置于党委政府平安综治大格局之中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，倡导形成“社会调解优先，法院诉讼断后”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。

　　借助多方力量调解纠纷

　　法治的普遍性要求适用规则的“一刀切”，但有时“一刀切”也会面临局限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：张三借了李四的钱，但没有打借条，两人为此闹到法院。对这样的矛盾纠纷，法院应该怎么判?

　　诉源治理实践中，各地因地制宜，将矛盾纠纷进行多元化解，再精准分解到各地的“民间高手”手中。

　　黔东南州天柱县三门塘村毛泽霖和法官在调解现场

　　毛泽霖就是这样的“民间高手”。

　　毛泽霖是天柱县三门塘村人，现在担任联户长，有深厚的群众工作经验。因热心肠，村里的许多矛盾一出现，他在第一时间就出面劝说，巧用方式方法，就地化解各种矛盾，深受群众信赖。

　　“前段时间，村子两户人家因山林边界发生纠纷，两个家族差点群殴，毛泽霖和人民法庭，法官工作人员及时出面调解，才制止了这起纷争。”村委会主任王先文如是说。

　　为方便群众，将调解现场移动到村民院坝进行调解

　　而像毛泽霖这样的“人头熟、有威望、善说理”的个人调解员，在贵州省不胜枚举。

　　坚持强基导向，贵州省在乡村“熟人社区”，助力培育“五老”调解员、说事评理员等民间新乡贤。此外，贵州省法院还设人民法庭409个，法官工作(站)点1280个，今年1到10月，人民法庭审结案件共146699件，调解结案48283件，占比32.91%;其中，4至9月诉前调解29406件。

　　高效解决已进法院的纠纷

　　“多次讨薪未果，没想到这次这么快!仅用1天就把老板拖欠3年的薪酬追回来了，感谢松桃法院!”近日，农民工江某，说起松桃法院太平营街道“诉调对接中心”的办事效率，连连竖起大拇指点赞。

　　原来，江某带领39位农民工，承揽建设贵州某农业发展公司的食用菌基地办公用房，因该公司负责人杨某被公安机关羁押在看守所，他们的薪酬138484元一直未得到结算。

　　在太平营街道的“诉调对接中心”的高效调解下，39位农民工成功追回薪酬

　　随后，他们到法院起诉杨某，寻求法律援助。

　　经研判，松桃法院立即开启绿色通道，将案件委派至太平营街道的“诉调对接中心”，请求法官前移参与诉前联合“速裁”,经调解，贵州某农业发展公司同意先行支付39名农民工欠薪，双方当场申请进行司法确认。

　　松桃自治县太平营街道综治“诉调对接中心”调解现场

　　这是贵州省法院除了在诉前化解大量纠纷矛盾，还大力提升案件办理质效，促进生效裁判自动履行，减少二审案件、执行案件和涉诉信访，促进“循环案件”“复生案件”治理的缩影。

　　贵州高院副院长蒋浩说，“在案多人少诉讼案件呈爆发几何式增长的大背景下，通过诉讼源头治理，定分止争于基层，确实可以减少法院收案总量。此外，矛盾纠纷少了，节约大量司法资源、减少百姓诉累，群众满意度高了。”